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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间剪纸:

山东民间剪纸从造型风格上大致可分两类。

一类是渤海湾区域粗犷豪放的风格,与黄河流域其他省份的剪纸一脉相承。一类则是更有特点的山东胶东沿海地区以线为主,线面结合的精巧型剪纸,它似乎与山东汉代画像石细微繁缛的风格一脉相承,以其花样密集的装饰手段,使单纯爽快的外型更饱满丰富。

山东胶东称手巧的女子为“伎俩人”,“伎俩人”不管出在哪个村,都是人们引以为荣的事。她们的花样子常常用烟火熏在土纸上到处流传,成为远近乡村剪花的样子。剪纸用途最多的是打扮窗户。胶东的窗户多是细长条形的格子,一般只能贴一些小的花,妇女们开发自己的创意,运用化整为零的方法把大的构图分割成条形剪出,再贴到窗上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画面。这种称为“窗越”的剪纸一般贴在“窗心”。另有“窗角花”、“窗旁花”以及悬挂在窗前会活动的“斗鸡花”等,构成了系列性的“棂间文化”。与节庆的居室布置相适应,剪纸还用于墙围及天顶仰棚的装饰,以及器皿的贴花。

山东剪纸从古发展到今,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它独具有审美功能,因此,民间的“伎俩人”也就更加注重技巧的精熟。那若断若连的线条和细如蚊足的毛刺,往往叫人感到一种凡人难以达到的绝妙。

山西民间刺绣

山西省民间,是民间刺绣艺术品的生长地。民间刺绣,在山西不独历史悠久,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反映山西风土人情的特色。

山西民间刺绣,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图案纯朴、色彩艳丽、构图简洁、造型夸张、针法多样、绣工精致。这些来自民间的刺绣艺术品,大都出自农村劳动妇女之手。

山西刺绣,以忻州、晋南地区的刺绣工艺品最有影响。

忻州刺绣

忻州民间,刺绣在群众中颇为普遍。代县一带,刺绣品有着严谨、华丽、雅致的特色;五台县境内以及附近城乡,刺绣风格呈现美厚端庄;忻州、定襄、原平等地,刺绣产品风格较为淳朴秀丽。

忻州刺绣,大致可以分为服饰、生活用品、祭献物品三大类。

民间服饰,传统的民间刺绣主要是作为穿戴的装饰。这些装饰,又多在妇女儿童身上。妇女服装刺绣中,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花样。“腕袖”( 上衣袖口 ),通常情况下多饰以含有平安、吉祥、如意的二方连续图案。“领口”,刺绣中大多是如意云,饰以花卉图案。“裙子”,是古今妇女常用的衣服,前后各一片,常常嵌边、绣花,而颜色多为黑、蓝、红色的底。“上衣”,绣花多在胸口,常用图案有鱼戏莲、牡丹花等。“顶子”,常在上面堆绣蝴蝶、莲花等图案。“鞋”帮子上,多绣以蝶恋花、蟾宫折桂等图案。“凉冠”是妇女夏天束发用的,常常以黑底绣花,甚为精致。农村儿童的“兜肚”,多是红色镶边的绣花,一般饰有莲生贵子、富贵长春等寓意吉祥 、繁衍的图案 。也有绣五毒虫,以取毒不近身的意思。男孩子身上的“围嘴”,常绣有双虎对头、双狮对头、五福捧寿的图案。女孩身上的“ 围嘴” ,则绣以五蝶捧花、五莲坐子、五鱼戏莲等图案。冬天护耳的耳套,以桃形较多,常绣有吉祥动物花鸟纹饰。“童鞋”,男孩多为老虎鞋、前为虎头、侧有虎足、后有虎尾,向上掀起。在前面绣一绿色蟾蜍的名为蟾鞋,含有“蟾宫折桂金钱落地”的意念。忻州乡村中,还有小猪鞋、小狗鞋等等,都与当地民情风俗有关。女孩子的鞋子造型与男孩子相同,只是鞋前绣花图案取吉祥、欢快、饰以含有寓意的花鸟图案。

旧时婴儿满月时,亲友都要绣制童帽作为赠礼。在这些刺绣中,赠男孩的以虎帽为多,分成单面虎、双面虎、狮虎合身等等。而送给女婴戴的是莲花帽、女冠等刺绣品。

生活用品:忻州一带,常见的有枕头花、虎枕头。虎枕头里又有双头虎、人面头虎、虎头鱼尾等,还有蛤蟆枕头。这些枕头缝制精湛,纹饰、造型别致。既是幼儿枕头,又是儿童玩具。

结婚时缝制的方型合枕,两头绣以鱼采莲,鱼征婚配性爱。

“砌花”,是忻州一带妇女利用各种彩色碎布条布片依形连制的各种生活用品。像垫子、书包、马搭等。

“鞋垫”常常作为未婚女青年赠送未婚夫的礼物,常绣有福海无边、事事如意、莲花童子等图案花纹。

“荷包”,有装钱、装烟等不同用途。一般情况下,“荷包”绣工都比较精细,常常作为订情的信物,而往往是女子送给男子的信物。

“针敝”,是供妇女插针使用的日用品。常分为上 、下两部分 ,有鱼、猪、虎、兔不同造型,也分外别致。

“粉线袋”,是城乡农村妇女们剪裁衣服用的打线印工具,大多造型是动物,绣工一般也分外别致。

“钥匙套”,是妇女外出时常常佩带在身上的日用品。上面常常绣以各种图案,既有实用价值,又是随身佩带的饰物,绣工也多别致。

还有,每当传统节日时,忻州地界内的许多地方,也为孩子们绣制一些节日用品。

端午节,母亲为子女绣制佩于胸前背后的五谷“香袋”。

平时,还有人们绣制给老人坐靠使用的“靠枕”;以绣花、割花、砌花多种手法制作的坐饰物“坐垫”;以及迎娶新人用的轿、车上装饰的绣花“轿帘”、“车衣”等等。

祭献物品:这一类绣制品,常常用干祭扫礼仪的灵堂、殿宇中的供桌裙帏、神龛帷幔等饰有龙凤仙鹤、福禄寿禧、明暗八仙等精工绣物。还有的,绣制送葬礼议用的“棺罩”和亡人的“寿在”、“寿裤”上的刺绣,用料和绣工都甚为讲究。

晋南刺绣

在山西南部的农村里,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衣帽服装,多以刺绣来装饰,像衣服的领口、袖口、裙边、披肩、帽子、鞋子和被面、枕头、喜帐、寿帐、桌围、椅垫等,都有不同纹样的刺绣图案。

晋南民间刺绣,在临汾、运城两个地区的临猗县、万荣县、襄汾县、洪洞县、吉县、临汾市、运城市较为普遍。这些地方的刺绣图案,多以民间喜闻乐见的内容为题材,像孔雀开屏、喜鹊登梅、松鹤延年、二龙戏珠、凤凰牡丹等,是晋南民间刺绣的一般题材。而瓜果蔬菜、飞禽走兽、山川风景、亭台楼阁等,更是生活中百见不厌的刺绣体裁。

晋南的民间刺绣,大都出自普通农家妇女之手,这种传统的刺绣技艺往往是通过家传、互相之间的交流而得以延续的。这里的女孩子,在少年时代就受到家庭的熏陶,开始学着刺绣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绣花在她们的成长中自然成为一项重要的艺术活动。她们在实践中不断积累了经验和技能,又在长辈的影响教导下,从模仿进而独立地去创造新的花样,形成了晋南民间刺绣的独特风格。

晋南民间刺绣的作者,很善于运用多种手法表现自己设想的题材。有的写实,有的浪漫,有的夸张,创造出无数既富有装饰趣味又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刺绣工艺品来。

晋南民间刺绣在表现方法上,取材范围很宽,而且造型生动、有些刺绣艺术品达到了栩栩如生的境界。以晋南农村儿童头上戴的花帽子为例,这种帽子是根据儿童的年龄、节令的变换而设计的。不独造型优美,色彩艳丽,绣工精细,而且帽子的耳朵、眼睛、舌头都能晃动。加之以刺绣和披肩,非常引人,是一件难得的民间工艺品。

在色彩运用上,采用强烈的对比色,用大红大绿、大蓝大黑等颜色作为底色,所绣的纹样则用淡雅的颜色,使绣品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中求得颜色的和谐。晋南刺绣,在绣品中虽然只用几种颜色调配,却显得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在刺绣针法的运用上,晋南民间刺绣主要用斜针、平针、散针绣和打子绣、套扣绣、盘金绣等多种针法,根据所要表现的内容,使用不同的针法,形成许多不同风格的绣品,反映了晋南农村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情趣。

晋南民间刺绣,历史悠久,地方色彩浓重,构图严谨,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山西民间木版画

02月20日16:36 华夏经纬网

以晋南临汾一带为中心的山西民间木版画,不但在民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绘画史上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作为一种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的中介层次,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传播和丰富了民族文化,也强健和完善了自身的艺术形象,成为一颗光耀三晋的艺术明珠。

山西民间木版画历史悠久,宋山西绛州著名的画工杨威,以擅画《村田乐》而闻名京华,他的作品是汴梁城纸画市场的抢手货。1127年金灭北宋,将从汴梁掳来的刻印工人迁到平阳,这里成为继汴梁之后的北方重要雕版中心。其分布以临汾及西南的古平水县为中心,并扩及洪洞、赵城、襄汾、曲沃、稷山等地。近代在甘肃发现的金《四美人图》及《义勇武安王位》就分别刻有“平阳姬家雕印”、“平阳徐家印”的字样,可见这里刻印年画的历史也是相当悠久的。

明清时期山西晋南木版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特别是以戏曲题材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戏曲版画,在中国木版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戏曲版画题材中,又与当地地方戏曲蒲剧的主要曲目相吻合。在表现方法上,结合当地风俗民情,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形成了晋南木版年画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

清道光、咸丰年间至本世纪初,晋南木版年画的制作和销售遍及城乡,作坊、画铺随处可见,仅绛州南关的益盛成,每年印销年画达十万份左右。这些年画在形式上满足广大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如中堂、贡笺、条屏、三裁、拂尘纸、桌围、窗画、灯画、门画、历画、鱼缸、福字灯等应有尽有,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彩印艺术世界。

晋南木版画作为黄河流域民族文化的一枝,长期受历史文化、戏曲艺术、民俗风情的影响,形成了自己极有特色的造型体系风格。黄河文化的粗犷豪放、地方戏曲的凝炼刚健,历史壁画的流畅舒雅,集中凝聚和形成了它在线条处理、造型格调、设色技巧以及题材选择上的艺术特征。

首先它在运用传统白描手法双勾铁线概括地进行形体组合,再经雕刻制作,使刀味木味与线条的刚健相统一,形成了别具韵味的艺术形象。人物造型尺度与表现方法尺度相统一,不以形似为能,注重绘画意识的体现,真正以绘画语言传达情感。在造型方法上,民间艺术随意洒脱的自由尺度结合戏曲艺术程式化脸谱,典型化,再经雕刻工艺的制约,使各个艺术形象充满了干练、典型、幽默的韵味,神态的极度夸张使不合比例的造型充满了艺术的合理性。在构图方法上,严谨饱满简约的概括,充分吸收戏曲表演中舞台造型和调度的艺术感染力,并常常以全景式、半景式、特写式、连环式的方法随心所欲地表现对象,安排构图。设色方法以分版套印和手绘晕染相结合,巧妙地利用黑色主版的主导地位,以透明度极高的品色红、绿、青、紫实施大强度对比和重叠,呈现出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同时民间艺术家们还注意到不同题材内容的作品又有不同的施色方法:神祗类的作品用色狞厉、强烈;戏曲类色彩设置活泼丰满;仕女类的乎缓曲雅、晕染较多,其它童戏、传说类的显得概括、单纯、轻松,没有大起大落的强烈对比。

这种既有整体特征,又有局部层次的表现手法,使晋南木版年画形成了自己完整优美的艺术形象,从而毫无愧色地俏立于民族艺术之林。建国后,在老一辈美术家的积极倡导和组织实践下,对晋南木版年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和发展,使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得以比较完整的保护和艺术上的更新。这里试从如下方面将山西民间木版年画加以介绍。

一、驱邪镇宅的护佑神

自秦汉时神荼、郁垒、白虎、金鸡成为镇守门户,惩治恶鬼的护佑神祗之后,经历代演变,古老的神众已被新的神众所替代,它所表现的镇宅神大多是唐朝名将秦琼、尉迟恭以及钟馗等。传说唐太宗病中受鬼魅萦扰,梦见秦琼、敬德二人武装守护,鬼魅全无,太宗大喜,遂命画师绘之二人形象悬挂宫门永保安乐,后世沿袭,流于民间成为新的守护神。除了人中英豪可慑鬼魅外,鬼魅中的强者善者亦是人们心中驱邪护佑的偶像,钟馗便是这样由鬼成神的。此外兽中之王,鸟中之雄,如虎、狮、鸡等都成为满足人们心理驱邪意识的崇拜物。从晋南木版年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门神的敬德、叔宝造型魁壮、饱满富有内在的力度,色彩华艳明快,对比强烈,刻线流畅生动,加上铠甲、靠旗、头饰、宝刀,整个构图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人物神态豪放而和蔼,体现了人们对这二位神祗的崇敬与信赖,也使年节增添了祥和的气氛。而钟馗之像在造型上虽有神之威武、狞厉,却缺少人间情致,从整体气氛上与人的情感形成一定距离,构图也采取的倒三角形式,形成动荡之感。从环境对比上则以比例极小的蝙蝠代表变异的鬼魅妖孽,以显示钟馗的威力之大。这种朴实直率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技巧,与大众纯朴的审美思想相吻合,满足了人民大众在心理上和视觉上的审美需要。此外在对雄鸡、猛虎的塑造上也都极力夸张其壮美威武的气势,形成一种威慑力。

二、降祥纳福的天地神众

我国民间,可以说民众有多少生活和心理的需要就塑造多少类神众。就象供神牌上所写的“天地三界十方真宰”,这种多方位的神灵崇拜信仰,为民间木版画提供了无数创作题材,由此塑造出了许多具有我们民族内向、含蓄、沉稳、守成性格的众神形象。

民间木版画中数量最多的当属灶神。老百姓称灶爷爷、灶奶奶,这种称呼本身就使他们的身份与民众贴近了。因为灶神是日夜’与合家老小相伴,专司人间烟火的“现管”,所以在形象塑造上给他以长辈的慈祥而少有天神的威仪,假如在灶头上一年四季日日夜夜蹲着一位吡牙裂嘴的黑脸大汉的形象,势必在人们的心理上蒙上一层恐怖的阴影,不如这一对面带笑容的老头老太太使人感觉平易详和。晋南木版画中的灶神像采用组合空间构图,把灶神的人间司职和上天述职放在同一画面上。人们既把他看作是平易的长辈,又忘不了他是受命的天神。色彩上根据节日气氛的需要以红黄为主色调,绿和紫色作为对比色强化画面增添了感人的效果。

财神是民间供奉的第二大神,这位面带笑容,富态可亲的形象,手执如意和批财大印,一到年底年初就笑咪咪地被虔诚的人们请进千家万户,满足了人们对富裕生活向往的需求。藉人们多方面的生活需求,天地神、马王神、土地神、水草神、厕神、福禄寿三星、山神、水神、喜神等等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接受着人们虔诚的供奉。这些神众个个造型饱满富贵,设色优雅热烈,充满了人情味。

三、丰富多彩的戏曲版画

以戏曲为题材的山西木版画,其作品之多,造型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蒲剧的故乡是山西南部,其传统剧目达四百多个,上至宫廷生活,下至民情生活,远至神话传说,小至民间故事,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它充实了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也为民间木版年画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地方戏曲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也是历代民间文化教化的重要范本。然而季节性强,流动性大,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每时每刻的需要。木版画变的戏为静态的戏,变瞬间的美为永恒的美,与传统戏曲交相辉映,形成了一个民间艺术圈。民间戏曲版画表现内容十分广泛:《打金枝》、《少华山》、《访白袍》、《黄鹤楼》、《高平关》、《西厢记》、《白水滩》、《卖水》、《美人图》、《三家店》、《通天犀》、《二度梅》、《三进士》等等。而其中所表现的故事又大都是以当地发生的历史事件、民间传说为主,这就更增加了它的地域性特色。这些戏曲版画一般以灯画、条屏、拂尘纸横披等形式出现。其艺术特色正象山西民间美术专家王永豪同志所言:“……偶见之,似觉寻常,若仔细品摩,却自有其不凡之处。笔者认为其特别能引人人胜的便是人物(角色)造型的准确得体与形象的生动传神,即我国古代论画者所谓的寓‘神’于‘形’中,而‘形神兼备’。画家似乎把戏中有关角色应具备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等一整套传统表现技艺,通过巧妙的构思、精湛的绘技,用画笔与雕刀,神情毕肖,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使观画者犹有观其画如见其戏,听无音恰似有声的感觉”。“在画面布局上,它突破了舞台艺术的局限,把传统的戏剧人物、情节、背景和传统小说、民间故事、现实景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相得益彰,然后运用我国传统绘画的技法,根据剧情和画面需要通过艺术概括加以再创造,使作品达到更完美的境界。这类作品的粗犷线条和较大色块的处理,很有我国传统国画的写意和近代黑白版画的效果,它那夸张,意象的人物造型则又充满着漫画的情趣。她不仅是一宗珍贵的美术品,而且是研究戏曲史的重要资料。”(见《中国晋南戏曲版画》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众彩纷呈的世俗画

作为民众多层次的审美需要,幽默风趣的民间故事、传说,优美典雅的闺秀气质、装饰,、充满人情世态的日常事礼,都成为民间艺术家的表现对象,成为普通百姓装饰、美化环境的文化需要。而雍荣华贵、秀丽典雅的人物仕女画又成为世俗版画中的代表作。

1909年在甘肃水城发现的金代木刻版画《四美图》,以优美丰满的造型,准确的比例结构,不同时空人物的组合,合理的人物和景物造型的对比,健美流畅的刻线,把汉、晋时期的历史人物王昭君、班姬、绿珠、赵飞燕塑造得顾盼生辉,成为我国雕刻印刷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从而也使我国的雕版印刷术从宗教题材转向世俗内容,为中国年画史上仕女画的主导地位开了先河。

仕女画艺术的繁荣与我国汉民族民俗内涵的母性特征的影响分不开。母性是人性的本源,母性特征就是传统家庭特征,母性的温馨气息是家庭的主要气氛制造者,女性的魅力又是社会群体的粘合剂,而母性又是人类藉以世代繁衍的根本所在。这正是仕女版画世代不衰的最本质的原因。对母性特征的展示,对生殖繁衍意识的赞颂,加之对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的道德宣扬,综合而成为世俗画表现的主要范畴。

晋南仕女版画多以贡笺、条屏的形式表现。整个艺术风格清雅严谨、设色明丽而丰富,以印刷、手绘、晕染相结合,线条疏密合理,流畅轻松,背景处理除主要道具外以大量空白形成一种空灵含蓄的气氛,这些作品除满足人民审美需要以外,还是研究各个时期服饰习俗、生活方式的宝贵资料。

多子意识是中国家族观念的产物。这是封闭型文化传统,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以及对自然灾害的不可战胜,综合形成的一种历史心理积淀。民间文化中通过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文化方式宣扬和赞颂这一永恒的观念意识。如民间广泛流传的老鼠娶亲的故事,通过幽默风趣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生殖繁衍思想的崇拜。木版画中的老鼠娶亲,以拟人诙谐的手法,表现了浩浩荡荡、吹吹打打的娶亲全过程,实质是人间迎亲风俗的缩影。并以猫鼠结亲的悲剧性结尾,深化了生命主题,强化了人们善恶观念。

在民间,《麒麟送子》是最普遍的求子题材。麒麟是我国传统神话中的一种祥瑞动物,在十六国前秦方士王嘉编造的孔子降生时“麟吐玉书”的瑞应故事在民间的广为流传,这一题材便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从深层文化结构上讲,对这一题材的崇拜,表明了人们已把普通的传宗接代,上升到高层次的文化意义加以崇拜,是文明的发展。此外如“莲生贵子”、“天仙送子”、“送子观音”等内容由于同属这类主题而倍受青睐。

在宣扬传统的忠孝节义思想方面,以关公题材和二卜四孝内容为最。对这种思想长期潜移默化的宣教,使封建社会中的人伦道德、家族观念、民族意识得以凝聚和强化,这种方式在今天仍有一定积极的借鉴意义。

以晋南为代表的山西民间木版画以它广泛的表现内容、精湛优美的表现技巧、久远的历史传统和普遍丰厚的审美层次,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精美一页。它同时从民俗文化、戏曲文化、历史文化等诸方面向各阶层的文化学者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珍贵的形象资料。当代华美的彩印艺术已逐步地取代了木版画在家庭中的装饰地位,但它所开掘出的审美导向,依然是现代审美范畴的必行轨道。而且,民间木版画的造型意识,已开始由民间俗物转入文人视野中,成为专业艺术家吸收、借鉴、开拓新的艺术视野的优秀基础养料,也是进行全新的艺术教育的基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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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又称七巧节、七姐节、女儿节、乞巧节、七娘会、七夕祭、牛公牛婆日、巧夕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七夕节由星宿崇拜衍化而来,为传统意义上的七姐诞,因拜祭“七姐”活动在七月七晩上举行,故名“七夕”。下面是我整理的七夕节的传说和故事的名称,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关于七夕的传说和故事

七夕,原名为乞巧节。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 汉代画像石上的牛宿、女宿图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从历史文献上看,至少在三四千年前,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有关牵牛星织女星的记载就有了。人们对星星的崇拜远不止是牵牛星和织女星,他们认为东西南北各有七颗代表方位的星星,合称二十八宿,其中以北斗七星最亮,可供夜间辨别方向。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叫魁星,又称魁首。后来,有了科举制度,中状元叫“大魁天下士”,读书人把七夕叫“魁星节”,又称“晒书节”,保持了最早七夕来源于星宿崇拜的痕迹。

相传牛郎父母早逝,又常受到哥嫂的虐待,只有一头老牛相伴。有一天老牛给他出了计谋,教他怎样娶织女做妻子。到了那一天,美丽的仙女们果然到银河沐浴,并在水中嬉戏。这时藏在芦苇中的牛郎突然跑出来拿走了织女的衣裳。惊惶失措的仙女们急忙上岸穿好衣裳飞走了,唯独剩下织女。在牛郎的恳求下,织女答应做他的妻子。婚后,牛郎织女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生活得十分幸福美满。织女还给牛郎生了一儿一女。后来,老牛要死去的时候,叮嘱牛郎要把它的皮留下来,到急难时披上以求帮助。老牛死后,夫妻俩忍痛剥下牛皮,把牛埋在山坡上。织女和牛郎成亲的事被天庭的玉帝和王母娘娘知道后,他们勃然大怒,并命令天神下界抓回织女。天神趁牛郎不在家的时候,抓走了织女。牛郎回家不见织女,急忙披上牛皮,担了两个小孩追去。眼看就要追上,王母娘娘心中一急,拔下头上的金簪向银河一划,昔日清浅的银河一霎间变得浊浪滔天,牛郎再也过不去了。从此,牛郎织女只能泪眼盈盈,隔河相望,天长地久,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也拗不过他们之间的真挚情感,准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传,每逢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就要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鹊桥相会。此外,七夕夜深人静之时,人们还能在葡萄架或其他的瓜果架下听到牛郎织女在天上的脉脉情话。

七夕鹊桥会壁纸

追溯由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七夕节的过程,时间当在战国,地点则在楚国。查经问典,《诗经·小雅·大东》中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葙”的诗句,这是有关牛郎织女传说最早的文字记录,是牛郎织女传说的雏形。还有一首与织女有关的《周南·汉广》中所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据史料记载,诗中的“汉”即指汉水,又指天汉(银河),“游女”是指汉水女神或织女星神。楚人雄距江汉地区,甚重祠祀“汉之游女”。另外,在楚地民间,常将牵牛星与河鼓三星搞混淆了。南北朝时南阳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注文云:“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而在南阳汉画像石“牛郎织女星座”中,正是以河鼓为牵牛。居“汉水之北”的南阳,素有“枕伏牛而蹬江汉,襟三山而带群湖”之称。战国时,南阳属楚,楚始都于淅川丹阳,是楚文化的发源地,文化积淀深厚。如此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是形成牛郎织女传说的重要条件之一。

民间传说中的南阳 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全国各地的民间流传相当广泛,版本较多,但核心内容是基本一致的。神话传说自产生到流传过程中形成定型故事。一般与产生

地区的地名风物相粘连,这是神话传说地方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由此致使人们从感情上或从直观的感受上认为这个故事更具可信的色彩而广为传播。根据现代诸多的民俗之类的出

版物,大都记载牛郎织女传说起源于南阳,如海燕出版社的1997年版程健君的《民间神话》中有“牛郎是南阳县桑林人”之说,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节俗》和三峡出版社的《中华民俗艺术大全》中均记载“相传在很早以前,南阳城西牛家庄有个聪明、忠厚的小伙子……”。在南阳桐柏县盘古开天发源地还流传着另一版本的牛郎织女传说:黄牛是在盘古开天辟地时,因为当时地上没有五谷,它将天仓中的五谷偷来撒向人间,因而被玉帝赐下天庭,摔断了腿。孙如意用百花露给黄牛治好了伤,黄牛帮助牛郎和织女成了家。后来,黄牛又不顾受罚,帮助织女和牛郎从天宫偷来蚕蓝、蚕种、织布机、织布梭等。自此,牛郎织女男耕女织,生活幸福。故事中还描述了织女如何传授养蚕、缫丝、织绸缎技术。不同版本传说中的人物、地点都指向了南阳,完全符合神话传说地方化的特征。

南阳汉画像石与星宿

牛郎织女传说最早源于古人的星辰崇拜,是人们把天上的星宿神化与人格化的结果。牛郎星位于银河东,织女星在银河西,二星隔河相望,使人们产生无尽的遐想。牛郎织女的传说源于楚,到了汉代,伴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其传说更为广泛、具体、生动、形象,是成为绘画与雕刻的重要素材。汉代是我国天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而汉代的南阳是全国有名的都市之一,并成为南北文化、科技发展的交汇地,多种文化因子的碰撞,产生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这里还诞生了一代天文学宗师张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南阳又出现了大量表现幽远深邃太空的汉画像石,其中的“牛郎织女星座”,形象生动地把星宿与传说结合在一起,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牛郎织女传说起源于南阳的有力证据之一。

南阳丝绸与织女

据文献记载,南阳周代已有养蚕业和丝绸业。西汉年间,南阳郡为全国八大蚕丝产地之一。东汉时,张衡《南都赋》中记载的“帝女之桑”就出自南阳,名扬天下。牛郎织女传说的诸多版本中,都离不开织女的纺织技术。盘古开天发源地的民间传说中,描述了织女如何传授养蚕、缫丝、织绸技术。这与很有名望的南阳丝绸有着渊源的关系。由七夕节衍生出的乞巧风俗活动,主要因为织女是“天帝之女”,心灵手巧,为人间少女所崇拜。今人谈及乞巧,多援引南北朝时南阳人宗懔《荆梦岁时记》的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据河南大学出版社《楚国史》记载“荆楚北从今河南南部,南至衡阳,东至九江一带……。而西周之前文献所指的‘荆楚’当在今河南南阳盆地至江汉平原一带。”据此可知,南阳位于荆楚之地,由此形成了乞巧风俗,此盛况有民歌一首为证: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以上见证

了“奇巧”中的织女与南阳丝绸的渊源关系。

南阳黄牛历史

牛郎织女传说的地方化,不仅仅与传说中的人物、地点和地方有关,而且所反映出的农耕地区的特点非常明显。耕牛是农耕地区不可缺少的役力,是从事农耕的主要“生产力”。同时,牛也是牛郎织女传说中的主要角色。

南阳黄牛是我国五大良种牛之一,享誉海内外,南阳牛的历史悠久,自然就产生了许多“牛”的故事:“伏牛山”、“嫦娥与黑牛”、“百里奚养牛”……,牛郎织女便是其中最精彩的一段。当今的南阳是一个农业大区,汉代的农业领域亦十分辉煌。张衡赞美家乡的《南都赋》有“百谷藩庑,翼翼与与”。早在春秋时代,南阳黄牛已进入舍饲、圈饲阶段。生于南阳长于南阳的秦国名相百里奚就善于养牛,在他的落魄生涯中,于南阳城西麒麟岗牧牛为生,他曾闻周王子颓喜欢牛,即以养牛做为晋见阶梯,被传为佳话。在汉代,斗牛成为南阳当时盛行的一种活动,由此在举世闻名的南阳汉画像石中出现了大量的牛的形象。如此渊源的“牛”文化,从而产生了南阳城西牛家庄的“牛郎”就不足为奇了。

节日习俗

由于过往女子的命运只能嫁作人妇、相夫教子,因此不少女子都相信牛郎织女的传说,并希望以织女为榜样。所以每逢七姐诞,她们都会向七姐献祭,祈求自己能够心灵手巧、获得美满姻缘的节日。这也就是“乞巧”这名称的来源。妇女亦会结彩楼,预备黄铜制成的细针(七孔针),以五色细线对月迎风穿针,穿进了为之得久。久而久之,七夕也成为了“女儿节”。不过,古人乞巧不独七夕,正月及八九月都可以乞巧,只有宋以后才有七夕乞巧。宋元时期,七夕乞巧节变得很隆重,有专门卖乞巧饰品的市场,称作乞巧市。

《荆楚岁时记》记载古代女子在七夕夜的“闺中秘戏”,“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采缕,穿七孔针,或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喜子是指一种小型蜘蛛。《东京梦华录》则说:“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杜甫在《牵牛织女》诗中曾提及这种风俗:“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刘言史《七夕歌》:“碧空露重新盘湿,花上乞得蜘蛛丝。”

到了现代,七夕节又被人们正式地称为“爱情节”。许多商家和民众称之为“中国情人节”,但由于“情人”一词可能产生的歧义,以及七夕传统习俗中并没有情侣约会的内容,因此民俗专家认为称为“情人节”不适当,而应称“爱情节”。在中国大陆,七夕节被商家作为商业促销的一大良机,而传统习俗则呈现失落,人们对七夕的热情比不上西洋舶来品“情人节”。台湾和香港也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七夕节情况堪忧,比不上日本的节日氛围。

七夕节的故事传说

七夕节最普遍的习俗,就是妇女们在七月初七的夜晚进行的各种乞巧活动。乞巧的方式大多是姑娘们穿针引线验巧,做些小物品赛巧,摆上些瓜果乞巧,各个地区的乞巧的方式不尽相同,各有趣味。

在山东济南、惠民、高青等地的乞巧活动很简单,只是陈列瓜果乞巧 ,如有喜蛛结网于瓜果之上,就意味着乞得巧了。而鄄城、曹县、平原等 地吃巧巧饭乞巧的风俗却十分有趣:七个要好的姑娘集粮集菜包饺子,把 一枚铜钱、一根针和一个红枣分别包到三个水饺里,乞巧活动以后,她们 聚在一起吃水饺,传说吃到钱的有福,吃到针的手巧,吃到枣的早婚。

有些地方的乞巧节的活动,带有竞赛的性质,类似古代斗巧的风俗。近代的穿针引线、蒸巧悖悖、烙巧果子、还有些地方有做巧芽汤的习俗,一般在七月初一将谷物浸泡水中发芽,七夕这天,剪芽做汤,该地的儿童特别重视吃巧芽,以及用面塑、剪纸、彩绣等形式做成的装饰品等就是斗巧风俗的演变。而牧童则会在七夕之日采摘野花挂在牛角上,叫做“贺牛生日”(传说七夕是牛的生日)。

诸城、滕县、邹县一带把七夕下的雨叫做“相思雨”或“相思泪”,因为是牛郎织女相会所致。胶东,鲁西南等地传说这天喜鹊极少,都到天上搭鹊桥去了。

广州的乞巧节独具特色,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预先备好用彩纸、通草、线绳等,编制成各种奇巧的小玩艺,还将谷种和绿豆放入小盒里用水浸泡,使之发芽,待芽长到二寸多长时,用来拜神,称为“拜仙禾”和“拜神菜”。从初六晚开始至初七晚,一连两晚,姑娘们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一切都安排好后,便焚香点烛,对星空跪拜,称为“迎仙”,自三更至五更,要连拜七次。拜仙之后,姑娘们手执彩线对着灯影将线穿过针孔,如一口气能穿七枚针孔者叫得巧,被称为巧手,穿不到七个针孔的叫输巧。七夕之后,姑娘们将所制作的小工艺品、玩具互相赠送,以示友情。

七夕节节日发展

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

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在这里,从乞巧市购买乞巧物的盛况,就可以推知当时七夕乞巧节的热闹景象。人们从七月初一就开始办置乞巧物品,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到了临近七夕的时日、乞巧市上简直成了人的海洋,车马难行,观其风情,似乎不亚于最盛大的节日--春节,说明乞巧节是古人最为喜欢的节日之一。

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融入乞巧节,民间姑娘信以为真,于是每到农历七月初七,在牛郎织女“鹊桥会”时,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乞求上天让自己也能像织女那样心灵手巧,祈祷自己也能有个称心如意的美满婚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七夕节。

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又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

七夕节的传说和风俗

七夕最具代表性的风俗就是祈求织女星,希望自己也跟织女一样有着灵巧的手、织布织的更好。当天早晨妇女们把香瓜、黄瓜等瓜果放在桌子上磕头祈求,让女人们织布的手艺越来越好。过一会儿,如果桌上摆的饮食上面看到有蜘蛛网的话,就认为天仙答应了她们的愿望。或者她们会在酱缸台上面摆放着井华水(早晨担的第一桶井水),在盘子里装着灰抹平放在那上面,祈求自己有针线活的手艺,第二天如果在灰上有什么痕迹就相信有灵验了。这种风俗是因为把织女当成在天上管针线活的神,随着在中国汉代大大盛行的乞巧风俗而起源的。这种风俗到了唐代传播给周边的民族。

韩国的七夕风俗跟中国的有一些不同。在七夕那天,各个家庭都摆着麦煎饼和今年第一次收获的水果,女人们在酱缸台上摆着井华水祈求家人长寿,祈求家庭平安无事。而且,韩国有些地方在那天也祭拜,举行祈求丰收的田祭。在中部地方有“迎接七夕”的风俗,这是一种让巫婆祈求子女安然无恙的仪式。另外,到了七月,是炎热天气逐渐消失的时期,也是农家繁忙的农活结束后等秋收的时期,少许过着清闲的时间。所以过了阴雨季节后的这时候,农家有着把夏天阴雨季节期间的潮湿衣服和书拿出来晒干的风俗,这名叫晒书曝衣,所以,这天各家各户的院子都堆满了拿出来晒的衣服和各种书籍。在《东国岁时记》上记载着七月七日在家晒衣服,按照拿出来晒的衣服和书的数量就能看出生活得好或者不好。

在崔南善的《朝鲜常识》中记载着,七夕是原来中国的习俗传到了韩国,恭愍王(高丽第31代王)跟蒙古王后一起祭拜牵牛(牛郎)和织女星,并在那天把俸禄给百官们。到了朝鲜王朝在宫廷里摆宴会,给儒生们实行节日制的科举。

在多样化的生活和价值观的变化中,今日的七夕风俗只是演变成用牵牛(牛郎)和织女的传说给充满童心的世界增添一个梦想而已。现在的年轻人对传统七夕关注的也并不多,他们只会借着这一天的机会在一起约会、吃饭、互送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