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素材-有关于司马迁的资料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史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他因罪得罪了汉武帝,在死刑和宫刑之间他选择了一个男人最为耻辱的宫刑,包羞忍耻活了下来。后来呢,他又充当了本应该由太监来充当的一个官,也就是中书令。当中书令的时候,他为官又不能推贤进士,也就是说并不是个好官。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是不是一位英雄?如何评价他的人格?司马迁有着怎样的传奇的人生?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将沿着司马迁生命的轨迹走进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来解读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之谜。

我想分四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问题谈的是二十漫游,二十岁的一次漫游。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出生地在龙门,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那么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讲,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我要讲司马迁这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第二件事情,就是李陵之祸。就是司马迁因为受李陵事件的影响,而被下到牢里边去了,所谓“李陵之祸”。司马迁22岁漫游回来以后,22岁就开始做官,但是做的是一个郎中,郎中是什么,就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皇帝的一个侍从。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才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从做太史令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38岁一直当太史令,然后就开始写《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专心写《史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我刚才讲了,一部文学史,就是文人的辛酸史,文人的不幸才给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在汉武帝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马迁47岁。这一年的秋天,匈奴发动了对汉朝的进攻,汉武帝就任命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主帅去抗击匈奴,而要李陵,李陵是什么人物呢?就是汉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这个人心劲很高,他提出来,我带一支军队,五千人,我要横行匈奴。名将之后很有气魄,汉武帝看他如此有勇气,于是就给他五千精兵,这五千精兵都是五千荆楚壮士,非常勇敢、非常能打仗,李陵开到前线去,到前线去以后,跟匈奴打仗,连打了几仗,连打连胜,消灭了几倍于他的匈奴敌人。

当李陵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到朝廷的时候,汉武帝非常高兴。看着汉武帝高兴,那么周围大臣都纷纷祝贺汉武帝,哎呀!陛下得此良将,李陵不愧是名将之后,都恭贺汉武帝。但李陵毕竟带的是五千人,寡不敌众,而且后来匈奴以为这就是汉朝的主力军,整个匈奴把军队都拉来对付李陵,最后李陵终于敌众我寡,打了几次仗以后,最后战败被俘了。李陵被俘虏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挫败了我大汉王朝的军威,挫动了我的国威,很恼火,很生气,而这些大臣朝廷大臣们,看着汉武帝生气,于是又转过来纷纷来咒骂李陵,说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人,就纷纷骂李陵。

结果有一次在朝廷议事的时候,史官不是陪侍在旁边吗?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就说了一番话,是替李陵辩护,好!这就惹恼了汉武帝,于是司马迁被定了一个什么罪呢?“诬罔主上”。就是攻击诬蔑咒骂皇上,于是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这样得罪了汉武帝,开始司马迁并没有定为死罪,大概过了将近一年,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一直没有李陵消息,汉武帝就想派人打听李陵被俘虏以后,究竟是投降了?还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就派一个人叫公孙敖到匈奴去打听李陵的消息,公孙敖在匈奴那个地方转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得到李陵的准确的消息,到底李陵现在怎么样了?是死了?还是活了?是投降了?还是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后来听信一个传言,说李陵正在某处帮助匈奴训练军队,他得不到别的准确消息,于是带着这个消息回来告诉汉武帝,说李陵在那里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大怒,这就是叛徒,你被俘虏还不说,你现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打我们,于是李陵被诛灭九族,那么司马迁就被定为死罪。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因此我的结论是:在李陵事件当中,司马迁只是尽到了一个史官直言的职责。司马迁如果不说话什么都没有,皇上问我,我不说,或者跟其他大臣一样,也把李陵骂一通,他什么事都没有,他不过是尽到了一个史官坦诚说自己意见,也许这个意见可能错,但是这个史官该说真话,所以坦诚直言的职责,他因此而蒙冤下狱,甚至被判了死刑,死罪,那么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专横。

关于司马迁生平第三件事情,就是“痛下蚕室”,司马迁以诬罔主上而被定为死罪,那么按照汉朝的刑法呢,死罪犯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就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作为史官,家境清贫,再加上下到死牢里面去,人们逃避惟恐不及,谁还去资助他钱呢?就算借得到钱,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自己拿不出来,也没有人借,所以无法筹措那五十万。因此,司马迁要想活命,只能接受宫刑,什么叫宫刑呢?宫刑就是施刑于男人的下身,而且接受这种刑法的人,他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施刑的牢房当中必须保暖,就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宫刑也叫下蚕室。司马迁对此事来说,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了,那么他认为,即使是奴隶,即使是婢妾在受到侮辱的时候,也知道以死来摆脱,何况我司马迁。自己是一个深明是非的史官,我难道不懂得羞辱的活着比死还可耻吗?难道还怕死吗?但是司马迁不能够选择死,这是因为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因为这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死去,他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再说,如果他选择自杀,或者是被杀,人们并不会把他看做是殉节,而只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者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在这种情况下死,那就是轻于鸿毛了。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宫刑,在这时候司马迁想到了,古代的周文王、孔子、屈原、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这样一些圣贤,他们都是在逆境当中坚韧不拔,最后都完成了轰动天下的文化巨著。于是司马迁为了保存自己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决定自请宫刑,减死一等,我愿意接受宫刑,免死。

司马迁终于被处以宫刑,他前后在狱中呆了三年,他隐忍苟活,在狱中还坚持写《史记》,大概是在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的时候,他出狱了,47岁被打到牢中,50岁出狱,出了狱以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的职务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各部的尚书有什么表,有什么奏章呈现给皇上,把皇上有什么圣旨,旨意,传达给大臣们。但这个职务一般是由宦官来担任的,现在司马迁担任这个职务,也就是说汉武帝实际上把他看作一个宦官,实际上是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朝廷做官。司马迁是为了做官活下来的吗?不是!所以他对中书令,对朝廷的事务没有兴趣,出狱以后的司马迁,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他经常是精神恍惚,他自己在《报任安书》里边这样写到,他说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我动不动人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人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他想到他受宫刑,想到是作为一个男人接受最耻辱的刑罚,侮辱祖先,所以这是奇耻大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什么意思?想到我司马迁受了这种刑罚,我一想到冷汗直冒,经常是汗湿衣裳,衣裳都湿透了。可以看到此时司马迁这种精神状态,而且由于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历来被人们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所以司马迁被视作是“无行之人”。常常遭到诽谤和中伤,他的好朋友任安也不理解他,任安写信给他,劝他要谨慎地待人接物,要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他,你做官不谨慎,你做官不推举贤能,你不引荐人才,你是个默默无语,没有什么创见,没有什么创新,没有什么主见的中书令。连朋友都不理解他,其实出狱之后,司马迁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刚才讲到,经常是恍恍惚惚的,经常走着走着不知道走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

在汉武帝太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3年11月,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面他详细地申诉了自己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以及接受宫刑前后的心态。他为什么接受这个刑罚,接受这个刑罚之后,他又是一种什么心态,也就是我刚才讲这些,也是这封信里面他跟他朋友诉说的。而且在这封信里面,最后他郑重的宣布《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了。

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原来准备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就是司马迁原来写《史记》,并不是要公开,这个书准备藏之名山的,特别在他写书过程中遭受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挫折,那么多磨难,所以这部书他是准备藏之名山,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说的,那么司马迁《史记》写成之后,他传给谁了呢?在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家中,现在的人所看到的史料很少谈到司马迁的亲属,关于司马迁的材料很少,一个就是《报任安书》,再就是《史记》有个《太史公自序》,再就是后来《汉书》上有个《司马迁传》,《司马迁传》基本上是抄他的《太史公自序》,所以司马迁的直接史料是非常少的。但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而且女儿所嫁的丈夫,叫杨敞,这是有史可据的,杨敞在汉昭帝时期,还曾经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杨忠,小儿子名叫杨恽。杨恽呢,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这个《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了。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那么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一部《史记》经历了多少磨难多少坎坷,司马迁《史记》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司马迁的消息,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呢?这就是我谈的第四个问题,神秘之死。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甚至互相有些矛盾的一些传说当中,一些不完全的资料当中,去揣测司马迁后来的结局。我搜集些资料,我认为司马迁后来结局有四种可能。第一、司马迁可能是自杀身亡。《史记》完稿之后,生命对于司马迁而言,已经无足轻重了,特别是受宫刑之后,人们对他所谓贪生怕死的误解该是洗刷时候了。我司马迁是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那么基于这些,他可能自杀,我是从《报任安书》分析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有自杀的这种意图,从《报任安书》里面已经可以透露出不少信息了,你们想一想,司马迁当时给任安写信的时候,当时任安在狱中,后来任安被处死了,司马迁给任安回信,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在下狱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给他回信,后来任安在狱中,要把汉武帝杀了的时候,他匆忙写这封信给他,写那么长,为什么写这么长,任安因为受了一个案子的牵连,正在狱中羁押在牢中,而且随时可能行刑处斩,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一个快要死的人,写下如此长篇,而又悲愤激昂的书信呢?他又为什么要在信中反复诉说自己忍受不了腐刑之后的这种耻辱呢?他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和对象来宣告《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呢?他又为什么在信中大谈“人故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且在信里面说,“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他说一个人生前你不要说我是和非,人生的是非留在身后,一个人等死后的若干年,人们才能给他论定是非,那就是说我司马迁究竟是个什么人,留待后人评价,现在你们怎么攻击我,怎么瞧不起我都可以,死后你们来看我是个什么人。我这个信把我的心情、我的想法、事实经过,我都讲清楚了,所以《报任安书》也许就是一封遗书。

第二种可能,司马迁受任安这个案子的牵连,被汉武帝下令腰斩于市。当时宫廷里面有一场斗争,那么任安牵涉进去了,而当司马迁辗转托人把他的《报任安书》送到狱中以后,任安已经被腰斩了。任安腰斩以后,狱吏在抄检狱室的时候发现了司马迁的信,于是便呈奏给汉武帝,信里面是非常愤慨地表达对汉武帝的不满,那么汉武帝读罢,看到信里面那么多怨愤之词,勃然大怒,再加上有人趁机诬告司马迁和任安是同党,他们俩是好朋友嘛,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把司马迁打入天牢,随后腰斩于市。那么这样看来,似乎是《报任安书》惹的祸,其实司马迁何以不知道《报任安书》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司马迁并非不知道任安作为死囚犯,可能终生读不到这封信,司马迁也并非不知道这封信可能成为一封公开信,因为自己在信中所发泄的不满会招致灾祸,这点司马迁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不能不说,因为当他完成了《史记》的伟大的著述以后,灾祸对于他而言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况且他选择这样一个与他患难与共的朋友写信的这种方式,选择给朋友写信,而且向世人公布《史记》的完成,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也是对朋友甚至对朋友死后的灵魂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第三种可能司马迁再次下狱之后,随同长安狱中的罪犯,无辜地被集体处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当《报任安书》被汉武帝知道之后,汉武帝看到信中有很多怨言,于是便下诏把司马迁逮捕了,并且叫御史台论罪,就是说并没有判死罪、论罪。就在论他的罪这个期间,不久汉武帝病重,那么有巫师就给他算风水,然后巫师告诉汉武帝,说长安监狱当中有天子气冲撞了圣上,究竟是谁呢?不知道,于是汉武帝下令把狱中所有的囚犯,无论轻重一律处死。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曾经一次把长安城的犯人全部杀了,所以司马迁就这样集体地无辜地被杀了,一代史家就这样死于非命,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司马迁寿终正寝,其实关于司马迁是被杀,史料还不能够充分地予以证实,说司马迁是自杀,也不过是一种推测。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只能够把他看成是正常病故,司马迁大概活了60岁,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他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竖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更详细内容: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6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民国,鲁迅)。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今陕西韩城南),县名,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编辑本段]生平

生平简介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编辑本段]祠墓

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的韩奕坡悬崖上,始建于西晋永嘉4年。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

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东北方竖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书“汉太史司马祠”六个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迁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彰耀寺”、“三圣庙”等,现已辟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书“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至为敬仰,从此迤逦而上,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语出《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走完99级台阶登道就进入了祠院,祠院大门上书 “太史祠”寝宫,古柏参天,环境幽静,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临仙境。

[编辑本段]忆古思今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编辑本段]补充资料

补注1:司马迁出生年份的争论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司马迁生平经历的争议很多,出生年代是争论最多的。

司马迁担任的太史公是崇天迷信的汉武帝设立的,也是他削弱丞相权力的权谋。太史公具体职权不同于西汉汉宣帝以后到东汉时期的太史令。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汉书》记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他的女儿是汉昭帝丞相杨敞夫人,《汉旧仪》、《西京杂记》等记载直到汉宣帝时候,太史公这个职务才不再由司马迁子孙担任,所以也有认为司马迁没有被汉武帝判处宫刑,汉武帝这样迷信的皇帝不会把自己为崇天敬神设立的太史公下蚕室。很多史料也记载李陵只是司马迁荐举任职,而司马迁可能在李陵投降匈奴以前就去世了。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太史公兼中书令,去世后他的子孙依然以世官担任太史公,直到汉宣帝时期废除太史公,降为太史令,取消了司马氏世官太史的地位。

西汉的汉文帝时已经废除了肉刑、相坐的刑法,司马迁不论是因为替李陵辩解(并非诅咒贰师将军),还是因为荐举了李陵而获罪,都不会被问死罪,而所谓汉景帝本纪言辞的问题也不存在,在当时史官是独立于皇帝的,皇帝无权察看史官的记载,司马迁记载的汉朝很多恶行实录,都是在这种中国古代的史官特权下得以保存下来,直到东汉时期皇帝才开始干预史官记载,设置兰台令史负责史书,不再让太史负责记载历史。汉武帝对太史是非常尊敬的,不仅提升为太史公,而且由司马氏作为世官世袭,司马谈、司马迁,以及司马迁子孙一直担任太史公,直到汉宣帝时期。

补注2:司马迁出生地的争论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希望对你有帮助: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陛下。” 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便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叛徒强辩,是不是存心反对朝廷?”便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处理。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死刑。但是汉朝的死刑要免死的话可以接受两条路,要不交50万钱,要不接受宫刑,宫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及此事中说道:“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50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